大数据、互联网、新媒体，这些不断推进信息处理效率和传播速度的技术究竟会把我们生活带往何处？当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由大量资本与技术包裹着的大数据狂欢之中时，很少有人会思考技术会给社会变迁带来怎样的变化。我们似乎仅仅在意技术进步对于效率、安全、便捷的正向推动能力，却忽视了社会本身在技术推动过程中发生的某种根本性变革。虽然如黑镜、机械姬、圆圈、少数派报告这样的影视作品似乎在提醒我们技术变革将会带来的伦理与社会问题，但其娱乐作品的本质以及相似的悲观主义论调难免会削弱其洞察力和可信度。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本《监视文化：审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The Culture of Surveillance: Watching as a Way of Life），提供了一个更为严肃的视角，让我们看看学术界对这一议题有哪些思考。
监视，在中文语境里常常被局限于某些情景之中，我们总觉的似乎特工的跟踪或者警方对犯罪分子的布控才是监视。其实在社会学和传播学的讨论中，监视一词的内涵十分广泛。根据监视研究的奠基人之一，社会学家David Lyon的定义，监视（surveillance），是“系统地、日常地对于个体生活细节有目的的注意”。监视行为可能是为了施加影响，也可能是为了方面管理，更有可能是为了保护或者指导。在这个意义上，特工盯梢是最典型的监视，你爸妈定时偷偷翻看你的日记以表关心也算是监视；医护人员定视记录查阅病人的健康指标是监视，老板记录员工上班打卡情况也是监视。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个人档案，也是个人信息的系统整理，所以也是一种监视。而信用卡公司或者芝麻信用，根据你的日常财务行为进行打分，也是监视。所以按照吉登斯的话，日常监视是现代社会的一部分，是构成现代性的特定社会过程。
没有对个人信息的系统化审视，就不会有现代企业和现代国家。所以监视本身是一个中性词。随着技术的发展，监视能力和监视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搜索引擎掌握你的搜索习惯，嘀嘀打车了解你的出行细节，饿了么美团拥有你大量的饮食行为信息，apple watch以及大量可穿戴设备品牌还对你的健康信息了如指掌，智慧城市中家家户户的能源使用也以大数据的形式被收集。个体的生活细节如今已经被各种技术企业占据，特工盯梢这种监视行为似乎早就过时了。在这个时代，审视你生活细节的人和你可以相隔万里，信息收集的目的也五花八门（企业为了卖出更多的产品，城是管理者为了提高效率，国土安全部门为了抵御恐怖袭击）。当然，于此同时，我们似乎也欣然地或者无意识地把各种关于自我的信息交付给这些陌生的企业或者组织。
本文介绍的这本《监视文化》于2018年出版，算是近30年来Lyon对监视社会发展状况的一次新的总结。援引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定义，Lyon认为，监视在今天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整体形式的一部分，正如本书的副标题所提示的：watching as way of life。从“监视社会“到”监视文化”，Lyon认为监视本身已经不再是我们生活的外在冲击者，而是与每个人的生活日益纠缠的内在之物。不论我们愿不愿意，我们的生活都无时无刻都在与信息的监视纠葛在一起。
David Lyon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提醒大家，在今天，监视无处不在，虽然政治力量发起的对公民信息的收集依旧普遍，但而奥威尔的1984隐喻已经不足以帮助我们把握今天弥散四处的监视行为了。我们的信息无时无刻不再被人审视，没错，但是那双审视之眼不仅仅来自老大哥。几乎所有成员，所有社会力量，都在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到这个一切人在观看一切人的游戏之中。（其实在90年代，Lyon就出版过一本叫做电子眼：监视社会的兴起的书，算是监视研究的奠基作品之一。此书的中文版原本是列在某人文丛书的出版计划里，估计翻译都完成了，但是因为某些原因耽误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后文。）
今天的监视文化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为什么奥威尔式的想象不够用了呢？首先，在Lyon看来，今天的监视不仅仅是情报机构的专属，虽然斯诺登等的爆料展现出类似美国国家安全局这样的国家机构依旧在配置复杂监视体系，但是这只是当今社会中监视行为的一个体现。即便是国家主导的监视行为，国家机构也不得不倚重商业组织，尤其是互联网公司和通讯公司的配合。NSA的监视计划其实是依赖微软，谷歌、AT&T等商业组织的配合。其次，大数据时代监视体量巨大，只要你有手机，你上网购物，你的信息可能就会被收集，被分析。与特工盯梢时代的被动被注视不一样，当下我们是通过各种主动的消费、自拍等行为把信息交给各类商业组织。第三，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分析不再是一个政治任务，而是一种经济模式。按照商学院教授Zuboff的话，这叫做“监视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现在流行的商业模式已经愈发依赖于对人类行为信息的收集和预测。将人群进行分类进行定向营销不单单只存在于广告圈，更出现在民主国家的大选之中。第四，911后，国土安全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安全成为了为监视行为背书的最重要话语。维护安全需要用足够的信息规避风险，信息的收集依赖系统的监视。所以监视本质上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福祉。在这种逻辑下，一套新的监视行为出现了，我们会对自己进行监视（self-monitoring）。测心率、测体脂、测血压的便携设备层出不穷，审查自己开支情况的app也越来越多，在量化自我的运动下，我们去尽力掌握各种数字化的自我只是来规避健康、财务的风险，去追求更好的生活。我们坚信这些关于个人的碎片化信息与幸福之间的联系，并将之交由各种互联网企业和可穿戴设备厂商。最后，当代的监控文化植根于奥威尔时代不曾出现的社交媒体，社交媒体的使用不仅仅是一种信息的上传，其最根本的是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社交模式甚至使用者人格本身，而信息的收集和分析也与这种改变相伴相随。
按照Lyon的解释，之所以认为监视是一种文化，是因为监视已经影响了人们围绕”信息审视“所产生的想象、情感以及行为本身。而这种影响过程是从三个模式中展开的：
1.从方便到顺从（from convenience to compliance）
在这一阶段，Lyon用了机场监控的例子，来说明人们是如何在处于机场监控的空间进行自我约束的。反恐推动的机场安保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将穆斯林视为高度风险人群，而这一群体有着可以被观察到的外部行为特征：传统穆斯林服饰、大胡须、本国语言等等。在北美机场中，摄像头捕捉下的此类人群会成为被执勤人员优先检查的对象。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监视本质上是对人群根据特定信息进行分类，如果落入特定范畴，那不好意思，不论你是良民还是暴民，都要被进一步的检查。很多已经移民北美的穆斯林知道这套规则，所以去飞机场难免紧张，不得不放弃传统服装，胡子剃的干干净净，和家人在飞机场也讲英文。这就是一个监控配置影响行为的过程。
这一过程被成为监视的寒蝉效应，我们知道了自己会因监视被划入某个范畴并遭受不公正待遇，所以不得不改变行为，甚至放弃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利。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朋友圈只显示三天，自拍会p掉脸庞，淘宝购物用假名等，都可以看作是这种效应的变种。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信息可能会被别人审视和利用，我们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行为来进行自我保护。原本生活的方便也要打折扣。在这个时代，监视虽然无处不在，但是我们也并非茫然无知。意识到别人在审视自己本身就是监视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自己的信息在被各大网络巨头收集并分析，但是囿于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人们或许失落、愤怒、恐惧，甚至只能用一些”雕虫小计“来进行自我保护。Lyon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普通人能否去挑战对我们信息进行审视的组织，让他们可以更合适地处理我们的个人信息。但显然，面对企业巨头，我们缺乏这种的渠道。
2.从新奇到常态 (from novelty to normalization)
监视文化的蔓延要经历的第二个阶段，叫从新奇到常态。像人脸识别、智能机器人这些五花八门的新技术，在诞生之初都是饱受争议，人们不仅仅忧虑相关的伦理问题，也会担心这些新玩意到底靠不靠谱。构成当代监视文化的主要硬件载体（智能手机，互联网，可穿戴设备，AI，智慧城市）都是新玩意，我们是如何一步一步接受这些新玩意，并将日常生活托付之呢？
Lyon用人脸识别技术为例，认为娱乐化或者说游戏化是一种重要的合法化技术。把新技术打造成一个有意思、好玩的东西，是推广它的重要手段。人脸识别技术是一种生物计量技术，依靠特定算法对陌生人脸图像进行捕捉和匹配。现在这种技术已经广泛地运用在警方和安全部门。但是对更多的普通群众来说，大家对它的了解可能是手机里相册的人脸识别，或者更早是用在人人网、微博乃至facebook中贴人脸标签的作用，这些技术运用在这种情景下带来的更多是娱乐感。现在各种小程序，比如看看你像哪个明星，把你的照片和明星脸数据库进行匹配，也大家带来过无尽欢乐。
在这个意义上，很多支撑当代监视体系的新技术，都依靠其可玩性和娱乐性，无形中减少了严肃性和争议性，最后逐渐被大众的接受。除了人脸识别，其他技术也是同样。支付宝每年根据大家的消费信息把大家进行分类，并起个趣味十足的类别名，我们不觉得敏感，只觉得好玩。当初根据微博历史信息可以做成关键词云图，我们觉得有趣，就会在朋友圈晒图，也是因为觉得好玩。从抓小精灵到步行距离统计，在快乐的攀比过程中，gps数据也交出去了。最近几年，无人机的销售很火爆，很多人购买也是为了娱乐；BAT出的各种小机器人给大家的第一印象也是好玩。可玩性使得技术不仅仅是工具，而是升格为与我们的快乐体验所紧密绑定的存在本身。新奇的技术通过娱乐化成为生活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在全民娱乐的过程，大数据监视早已无孔不入。这种娱乐性的背后其实隐藏着监视文化的另一个特点：参与性。我们都知道app和设备都够做什么，但是我们还是主动的与其交互，将信息托付出去，Lyon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如今的监视实践以及是监视者和被监视者的一场共谋。
3.从网络到生活（from online to onlife）
最后一个监视文化的重要实现过程不仅仅停留在虚拟社会。对个人信息的搜寻和使用并非只是政府行为或者商业行为，在当下，普通人也通过互联网查找亲朋好友乃至陌生人的各类信息。这种审视已经完全世俗化了。Lyon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观察他人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是变得更可见，换句话说，获得他人的观察也很重要。（watching others is part of the story, but becoming visible to others watching is the other part.）
按照Lyon的原话，互联网信息交流不再是一个涉及暴露风险的谨慎性议题，因为当下的互联网已经变成一个人们需要被审视被关注的场所了。人们需要被观察，其实就是需要被注意，需要被认可，需要被关注。社交媒体创造了大量互动性的app或者网页，人们上传个人资料，po最新的视频和照片，参与各种互动的小游戏，对他人的状态进行分享和点赞，和朋友、家人在平台中愉快地互动。新媒体时代，网络社交行为已经成为一种本能性欲望，而这种欲望本身就是来自被关注的需要。流量为王的营销原则已经从商业行为变成个体本能。这种生活方式呈现了当代人的一种崭新的文化，我们看似自由地在不同的社交平台间游走，并发布那些让自己看上去不错的信息。自己默默地去旅游不是真旅游，一定要有自拍；自己尝试新的餐厅不算数，一定要配图并写下大众点评才是去过，自己健身不是健身，我们要打开keep，晒体脂，秀配速，拼pr才是真运动。自己写读书笔记不算读过一本书，一定要写成知乎专栏文章才算有收获：）在当代的监视文化中，信息的审视和被审视已经是我们存在形式的一部分。Lyon认为，公私的边界在数码空间的模糊，物理空间与社会体验的日趋分离正滋生当代文化的流动性，这也是鲍曼对现代性的预言。
社交媒体行为中的监视明显区别于传统的特工盯梢以及机场遍布的摄像头。这种区别本质上是立足于社交媒体世界中”你看我我赞你“的大众参与性，根据Lyon的比较，如果说最初的监视盯梢是是一小部分人监视一小部分人，机场监控是一小部分人注视着一大群人，而社交媒体上则是一大群人在看一大群人。相较于1984中恐怖的”老大哥“，如今的监视文化充满着欢乐和愉快，在游戏化的过程中，监视的权力想像变得模糊，当我看到自己的微博或者知乎状态被许多人关注，被人监视也是一件值得炫耀的快乐事。当然，当下的监视文化并非对1984的否定，不同的监控实践总会最终贯穿在一起。虽然在气氛上，社交媒体中的轻松和机场安保的紧张是矛盾的。但在信息分析层面两者可以是彼此项链，在美国海关，我们在社交软件上的发言也会成为海关或警察监测的内容。也许未来，你的美食和娱乐消费也会让人把你视作一个不值得贷款的财务不稳定者。
纵观全书，可以看出Lyon最大忧虑还是对于监视文化蔓延下的社会公正问题。熟悉Lyon的过往研究不难了解，在他看来，监视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分类，根据收集的信息，把人群分为不同类型进行进一步的影响、管理和改变。这是一种颇具福柯色彩的治理模式。而在当下，信息获取和分析是靠普通用户对于互联网或者高科技设备的使用来完成的（但是这个过程依旧是来自大型商业公司和国家机构的技术支持以及制度支撑才能完成的）。在监控行为发生的科技载体中，各式各样的算法，机器学习软件以及类似面部识别等生物计量科技构成了对人群进行分类的新技术。也许某一天，我们所有生活秩序都是由各式各样的算法和科技来组织和规划的。这也是为什么会创作一个叫做算法治理术（algorithm governmentality）的名词。而当算法自动根据个人信息对人群进行分类和整理时，我们不得不考虑其所伴随的公平正义问题。当我们关注信息安全和隐私议题之余，我们也需要关心：信息数据如何被获取，又如何被分析，被企业视为机密的特定算法会给个体带来什么不平等后果？性别歧视、户籍歧视、种族歧视已经说明我们会因为被划入某一特定群体而受到不公正待遇，那么今天我们有必要质疑，在大数据社会，个体是否会也会因为自身信息的某些指标而被划入特定群体被区别对待呢？最近热议的大数据杀熟事件已经证实了这种不公平的确在发生，当我们因为购物信息被网商分类为熟人的范畴被宰时，我们有理由忧虑自己的其他信息也会为自己带来其他不公平的对待。
总之，面对新媒体、互联网或者大数据这样的新鲜技术，我们不仅仅会迎来更方面的工具或更有效率的设计，还终将面对被这些方便之物转变的自我与社会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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