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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恶最具关键性、同时也最不为人知的促成因素并不是明目张胆鼓吹暴力伤害的人,而是在他们背后沉默的大多数,目睹一切发生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人。
——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
为什么优秀的美国女兵会对伊拉克战俘做出虐囚的性游戏?为什么护士明知医生处方超剂量,却仍遵从指示开药?为什么上司只是暗示和默许,属下却惟命是从甚至变本加厉?
在日常生活中种种社会角色的规范与约束下,我们是否会不知不觉地对他人做出难以置信之事?善恶的界限在哪里?人性的脆弱超乎你的想象!
——《路西法效应》百度百科
对于人性阴暗面,叔本华曾有过一个形象的描述,他说:“如果两条小狗在一起玩耍——看到这种情形是多么令人愉快,但如果有个三四岁的小孩加入它们,小孩多半会用鞭子或棍子打它们;
在小小年纪的时候,人们就会表现出喜欢嘲讽捉弄别人,喜欢使用诡计,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近几年来每每看到社会上诸如恐怖袭击和抢劫杀人、虐童等残酷恶劣事件,我们都对犯罪者愤怒不已。但愤怒的同时,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潜在的邪恶心理。
在某种情境和社会秩序之下,平时再怎么温和善良的人,也会做出令人发指的残酷行为!正如海涅所说:“我要是克制了邪恶的欲念,那真是一件崇高的事情;可要是克制不了,我还有一些无比的欢欣。”
对此,一本叫《路西法效应》的社会心理学和人性学名著,做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研究和分析,找出了根源所在。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部当代名著。
——正反君
一个普通人离杀人有多远
梁文道讲《路西法效应》 | 摘选
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三个月内胡图族人杀死了大概80万到100万的图西族人,凶器是一些大砍刀跟狼牙棒,这很可能是现代历史上最被忽略,但又最残暴的一桩大屠杀。
这个屠杀的发生现在看起来非常匪夷所思!因为原来这两族人是混居在一起的,他们很多就是邻居,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是老师跟学生,是医生跟病人,是公司里面的伙伴、同事,学校里面的同学。
一夜之间,政府告诉胡图族人说图西人是坏蛋,你们拿起武器,去把他们统统杀光。忽然间在你隔壁的,就坐你身旁的这个人,莫名其妙的就拿起刀砍向你的头,然后他们会怎么个砍法呢?他们会把一个家庭的父母都砍死,而这些凶手里面包括一些女人。
为什么我们人类可以犯下这样的错误?当我们大部分人在面对这样的图景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至少我们不会干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你想想看这场屠杀的教训就是原来非常平静,种族关系不算特别紧张,就你的好朋友,你的好兄弟,你的好邻居,居然可以一夜间就变成这样一个残酷残暴的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部这几年来相当受重视,非常重要的著作《路西法效应》,副标题叫做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作者菲利浦·津巴多现在是全世界心理学界赫赫有名的一位大心理学家,他曾经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做过一个非常有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
这个实验是怎么回事呢?他找了一帮志愿者都是一些学生,过来愿意做一个研究对象,在学校里把一个教学楼改装成一个监狱,然后这些来受实验的学生经历一个非常逼真的、有地方警察帮忙的一个逮捕过程,把这些志愿的学生抓进来。这些被抓进来的学生就成了囚犯,而另一些学生是随机的被选择当这个狱警,然后就关两个礼拜。
实验的目的就是看在这两个礼拜之内,这些原来都是普通的大学生、研究生的这些年轻人们,当他们有些人扮演囚犯,有些人扮演狱警之后,双方的互动会怎么样,这个环境跟这个制度又会对他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结果非常骇人,乃至于这个实验根本还做不到一个礼拜,就要被迫终止。
这个实验到底是怎么回事?里面到底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它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这本书是这个实验结束了三十多年之后,这个教授才重新整理,根据当时的笔记写出来。而在这三十多年之间,他已经针对这个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包括可以回答我们一开始说的“为什么卢旺达大屠杀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他其实要指出的一个主题非常简单,这个主题就是人为什么会变坏人。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人,我们说他杀人,比如说之前发生的有很多人去校园里面屠杀一些无辜的小孩。我们会说这些坏分子残暴不仁,太没有人性了,仿佛我们把罪恶当成某种人的特质,我们把残忍当成某种人的性格。
但按照社会心理学的讲法,一个人之所以会犯罪,会变得很变态并不全是这个人的性格特质的问题。相反,一个非常善良、平常非常温厚的人也可以是个凶手。在纳粹大屠杀犹太人的时候,这些故事我们早就听的太多太多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研究的是什么,是某种情景,某种环境,某种背景使得一个人为恶,使得一个人忽然堕落,堕落成为撒旦,所以这本书叫做《路西法效应》。路西法Lucifer,撒旦的另一个名字。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很震撼的地方,就是在1971年他们做这个研究的时候,你会一步一步看到这些原来很纯真的学生,怎么样忽然之间有人适应了囚犯,有人变成了魔鬼般的狱警。
请记住这个年代,正好是美国六十年代火红年代之后没多久。这些学生全部都经过嬉皮士运动的洗礼,喜欢爱,喜欢做爱,反对战争,喜欢旅行,爱好和平,对所有的权威和建制都抱着一种天然的反动跟不满。那么为什么他们在几天之内就会变成那么顺从某种体制,比方说这个监狱的体制,那么顺从的扮演这个体制安排给他们的角色呢?
实验里最有意思的就是在实验开始第一天,几乎所有人就已经开始进入角色了。首先所有的囚犯进到进到监狱之后,都要赤裸身体接受检查,然后换上一个囚犯的制服。跟着他们要开始报数,就每人安排一个号码,比如说1609啊。这个号码是很重要的一个仪式,这就表示从现在这一刻开始你不再是你原来那个人了,你只是一个囚犯,你被赋予了一个新名字,而这个名字就表示,你被剥夺了你原来的背景跟人性,进入了这个体制之内。
然后他们反复要求这些假装囚犯的学生,不断报数说自己是几号几号,就是要加强他的印象,让他知道自己已经不是学生了,你甚至不是在做实验,你是一个真正的囚犯,你拥有的不是一个有姓有名的东西,而是一个号码。
另一方面,当狱警的那一帮,其实他们很多一开始都特别厌恶做狱警,为什么?我前面不是说了嘛,他们是很反叛的年轻人,他们觉得当囚犯要过瘾了,而且他们觉得好端端的我跑来斯坦福大学念书,将来当狱警那多没出息呀。
可是当他们穿上狱警的制服,当他们戴上让别人看不到他眼神的太阳眼镜之后,他慢慢开始感觉到某种权威感来了,这个制服就开始使他改变。然后在一天之内,这个互动就已经出现微妙的变化,这些刚刚进来嬉戏闹闹、饰演囚犯的学生们有时候会搞点小反叛,而这些狱警很迅速的就开始忘记了这只是个实验。
他觉得你这么不听我的话,其实是对我的这个身份对这个体制的不尊重,你在挑战我的权威,要好好镇压他们。到了第二天,这些饰演囚犯的学生就已经开始想策划叛乱,然后又被更残酷的镇压跟羞辱。这就让我马上想起来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常常见到一些有微小权力的人,哪怕只是一个城管,他为什么有时候会变得那么凶暴,这并不表示他平时不是一个好爸爸,不是一个好亲戚好邻居,他可能也是。
但是在穿上制服,在某个情景之中,任何一点对他稍微的言语冒犯,对他的说法不同意的东西,他都会火冒三丈,他就会觉得你这是在挑战他跟他背后体制的权威。他把他自己这个“我”投射的太大,把这个体制延伸得太长到自己的身子上了。
实验中断之后,其中一个饰演狱卒的学生叫博登,他写日记说,实验结束时我高兴级了,但也震惊的发现,其他狱卒非常失望,不只因为我们原来要得到的薪水减少,而且我觉得某个程度上,他们似乎很享受那个过程。
我们一般人在看到一些匪夷所思、残酷屠杀事件的时候,通常会觉得我们绝对不可能变成那样的坏蛋和凶手,我们通常很自信自己的道德判断能力,很自信自己的坚强意志。可是千万不要太过自信,有没有想过像纳粹屠杀,像南京大屠杀,像卢旺达大屠杀。如果把你丢在那些屠杀者的角色里面,你会怎么做?你会不会可能顺从,你会不会可能也投入其中呢?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
《路西法效应》正是想告诉我们这一点。因为使得我们变坏的是一些情景的效果,这些情景有时候是来自于像我们昨天讲的制服、监狱的环境、某种规则、某种秩序。
也许大家看过一部电影,讲的是个真实的故事。一个美国中学的历史老师,他做了一个实验。他怕学生不懂,为什么当年德国人会那么变态,支持纳粹党去屠杀犹太人。
于是他就要求在班级同学里面开始组织一些的仪式、口号、手势,特别招呼方法,把学生人群分成内跟外,他跟我,我者跟他者,这时候仇恨就在校园里面弥漫出来,慢慢一个非常独裁倾向的政治意识形态就出来了。
这些原来很天真可爱的中学生就出现了一群非常残暴的,有狂热信念的一群人。然后,这个老师就宣布我们教学结束了,大家现在知道了吧,纳粹是怎么来的?纳粹就是这么来的。
在这本《路西法效应》里面,作者菲利普·津巴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之中,也许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个预警,它在提醒、警戒我们,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整个社会多多少少其实有可能就是一个这样的实验室。
这时就会出现一些我们自己都猜测不到的怪事,比如说这里面讲到,当年另外一个很有名的试验,就是另外一对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比布·拉塔内,还有约翰·达利他们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跟纽约大学当教授,他们做的一个研究。这个研究是研究什么?
他们发现那时候纽约有特别多这种事情,一个女孩当街被强奸犯追着强暴,在40多个人的围观底下,这个强奸犯就把她拉上楼梯强奸了。也有一些人是在上百号人目睹的情况下,在街上被人砍得满身是血,边跑边叫,就没有人去管他,这到底是为什么?
这个研究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越是多人目睹罪案的发生,这些人就越不会介入跟帮助。换句话说,如果当时只有三个人在场,这三个人说不定就会上去摁住凶徒,但是人一多的时候,大家反而不敢动,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都觉得我不需要做什么,其他人会做,如果其他人都不做,那表示我更不需要做什么。我们人是一种服从的动物,是一种群体的动物,我们总是对其他人有期盼,我们也总是希望满足其他人的期盼,于是这时候我们就丧失自己的一个良知判断的能力。
于是津巴多教授在这里面提出,我们要怎样改善跟强化自己的良知和自主能力呢?必须注意我们一般处境里有一个基本的二元性,就是抽离跟沉浸的对立,犬儒式的怀疑跟投入式的参与之间的对立。
斯坦福实验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后来我们这位作者津巴多教授的太太克里斯蒂娜·玛丝拉奇。
克里斯蒂娜当年也是一个刚拿到博士学位的年轻社会心理学家,她在这个实验进行到礼拜四的那天晚上来看她男朋友,也就是主持实验的津巴多教授。她首先惊讶,这个地方搞得还真像监狱,然后她在休息室里面跟一个等待要去值班、假装是狱卒的学生谈话,她说这个学生又亲切又有礼貌,怎么看都是大家公认的超级好人。
后来她透过这个监视机的镜头发现,刚才跟她聊天这个好孩子,居然就是监狱实验里面最恶名昭彰的一个狱卒,这个人才不过几分钟,就从头到脚换了个人,不但走路的姿态不同,讲话也完全不同,他正在大喊叫骂犯人,命令他们报数,所有不在他规矩里行事的,都被视为对他的无礼和挑拨,后来克里斯蒂娜看着就哭了,她受不了,她大声谴责她男朋友,说你怎么干出这种事,这已经完全失控,难道你没有注意到吗?
津巴多教授被她一骂,才恍然大悟,一下就吓醒了,他发现对整个事情已经失控了,他已经太沉浸在这个典狱长的角色里面,开始享受这个过程了。
克里斯蒂娜·玛丝拉奇她就在想,为什么当时她的反映跟所有参与研究人都不同?主要的原因就是,她是礼拜四才进入这个研究状况,所以她是一个外来者。作为一个外来者,一个局外人,她看这个局内的状况,当然会看得比较清楚,她的整个人也没有那么投入,所以人的某种相对抽离是重要的。
另外,就是我们津巴多教授后来研究,他不具有一种所谓英雄行为的人格,真正的英雄行为是指人应该对于邪恶情境具有抵抗力。这个抵抗力来自哪里?除了刚才说的局外人心态,还要注意一个特点,就是这种人往往都是一个平凡人。这里面最后就提到,大部分成为恶性加害者的人,和可以做出英雄之举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只是平凡人。
就像《辛德拉的名单》里面的那个有名的德国良心商人,或者卢旺达大屠杀,当时帮助狱卒的这些好心人,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平常不见得特别了不起,不见得特别伟大,他只是一些平常人。相对于平庸的邪恶,也有一种善良的平庸。他们的特点在于他们做了正确的事,却丝毫不以英雄自居,认为自己只是表现了何为正派,何以言行的共同感受。
这种人其实还是很多的,只是对于他的情境具有一种敏感,他不会那么容易被他的情境屈服,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避免有一天自己变成一个凶手,要做的事是让我们随时对自己的情境、身边的环境、秩序,对身处的社会或者机构保持一个警觉。
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1933-),曾先后执教于耶鲁大学、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曾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现任斯坦福大学恐怖主义跨领域政策、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2004年,他应邀担任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美军虐囚案的专家证人。由于津巴多教授四十多年来在心理学研究和教学领域的杰出贡献,美国心理学会特向他颁发了希尔加德(Ernest R.Hilgard)普通心理学终身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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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整理:正反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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