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系统的社会问题需要公民、政治、权力同步参与——并非社会企业家精神单方面能解决的。
过去的十年里，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以下简称“SEE”)以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商业情怀模式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爆发。
从经济发展、城市规划到卫生、教育政策等多个领域扎根生长。25年前哈佛商学院提出了第一个“社会企业倡议”(SocialEnterpriseInitiative)，自此SEE理念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100多所学院和大学，斯坦福、耶鲁、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杜克大学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精英大学都开设了SEE课程。
自2003年以来，这些大学已经将SEE推动发展为一个产业，并得到了16亿美元的基金资助。
然而，SEE在解决其声称要解决的系统性社会问题方面却收效甚微，其中许多问题反而变得更糟。事实上，SEE的出现不仅削弱了组织性公民的作用，还削弱了政治行动和民主政府在实现系统性社会变革中的关键作用。
它以私人、基于市场为导向的另一种方式出现。SEE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上的一种信念，即市场代替政府创造最佳的社会经济结果。SEE将社会问题视为可以通过竞争性的技术创新解决的知识问题。个体社会企业家之间进行竞争允许营利性、非营利性或混合型企业等多种形态存在。
相反，从政治手段层面而言，社会问题通常被视为权力问题。
政治手段认为，处理社会问题需要有组织的团体采取集体政治行动，利用民主政府的力量来克服对结构性社会变革的抵制。美国多个州发生的奴隶制度废除、公共教育、土地改革、劳工权利、公民权利、妇女权利和环境保护社会运动等多个成功案例足以说明。
SEE与集体性、民主性政治行为的不相容性清晰地表现在其拥护者的行为方式上。
首先，SEE的拥护者声称“英雄”个人是广泛社会变革的关键因素。
正如Ashoka的宣传刊物中对SEE组织的宣称——“企业家改变了商业的面貌，社会企业家作是社会的变革推动者，他们抓住了其他人可能忽略的机会来改进体系，并创造新的解决方案更好地改变社会。”
其次，他们认为，实现社会变革的最佳组织形式是创业公司，因其组织的灵活性、高效的服务交付，以及消费者选择促进服务之间的相互竞争的特征。
然而，SEE企业不是为了“客户”而竞争，而是为了私营部门的捐赠者或为“投资者”承诺满足“最终用户”(受益者)的需求而努力“做到最好”。
第三，SEE推动者一直追求去政府化。前高盛集团董事长约翰怀特海德曾资助哈佛的社会企业倡议中心，明确表示:“我一直在寻找机会扩大经济中的非营利性部门，让非营利组织接管政府现在执行的职能。在公立学校的工作中，特许学校就是一个例子——私营部门或者非营利组织展现了比政府更强的能力。”
我们并非说SEE没有正面的影响，但它在处理重大社会问题的能力是严重不足的。SEE的处理方式是将主要公共政策领域转向私营部门组织，包括营利和非营利组织，以市场规则取代民主问责制。但在处理诸如经济、种族或性别不平等等真正系统性的社会问题时，这样做毫无意义，对医疗、教育或刑事司法而言也是如此。
创业型资本主义依赖于企业间市场的竞争，创新确实可以带来经济上的成功。但没有以顾客回奖的模式意味着SEE企业规模也不会大到哪去。事实上，有效解决社会问题通常需要政府的参与。
SEE已经成长为一个领域，但它不是从市场成功学的角度而是通过为其项目建立一个庞大的意识形态支持和资金网络，包括吸引有才华的大学生和毕业生。
没有论证性的盛誉
尽管很少有经验证据表明SEE能创造有意义的社会变革，但对SEE的资助资金仍在激增。公共部门干预的行为经常受到大众监督，而SEE不像公共部门组织,它们不受严格的规章制度和透明度披露的限制，因此我们发现，几乎很少有SEE组织对自身的影响进行严格的评估，这种做法类似许多非营利组织的做法。
最近由SEE行业发起的颇为流行的影响报告和投资标准(合称简称“IRIS”)和投资社会回报(简称“SROI“)工具都不是基于严格的研究方法。虽然EMES国际研究网络的分支机构试图解决其中一些问题，但根本性问题仍然存在。
在没有披露或评估的情况下，大多数SEE失败的案例都没有被报道出来。其中有两个案例至今尤为深刻:第一案例就是，美国特许学校不仅没有减少教育不平等现象，而且还被证明加剧了教育不平等，但对其财政支持仍然有增无减。
另一案例就是，国际上大肆宣传的南非公司，其背后的资金来源于美国和英国的支持。该公司提议在非洲的村庄里设置儿童特殊旋转木马式的抽水泵游戏项目，但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在当地很多地方都不太适应，而且不如现有的解决方案有效。
该项目启动5年后，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前线调查发现许多“水泵”没有被利用好，很多都被破坏了，结果是当地的水资源获取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
SEE拥护者正是因为对政府问责和效率不信任才转向对SEE的支持，但SEE这种无问责记录的案例还为数不少，是颇具讽刺的。
在发展中国家，SEE的模式旨在以有限的资源帮助失序的后殖民政府满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构的要求。然而，这些努力——比如“水泵游戏”——仍得依赖于公共资金、免税基金和政府采购合约等才得以进行。
既然SEE的问责机制如此糟糕，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它的流行?它的崛起与过去40年里私人财富与公共权力关系的戏剧性重新分配有很大关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民主资本主义的共识是，财富的不平等只能由平等的公民政治话语权来调节。民主政府的角色并不是为那些少数的不幸提供“安全网”，而是作为一个公共问责的机构在教育、医疗、研究和国防等多个领域促进共同利益。这也是唯一能够运用法治来控制私人财富的机制。
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反对私人财富限制的精英们成功地推行了一种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反对政府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并且将政府视为大多数问题的根源。在这一观点中，所有的努力重点不是改善民主政府的职能，而是将其替换为私营部门集团。
政府角色的最小化削弱了普通公民的权力、民主政治以及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共资源。公民成为消费者，在没有消费约束的情况下，政治成为一种营销方式。结果，组织公民解决公共问题变得越发艰难。
大多数社会问题都有已知的解决办法，当下所欠缺的是让这些解决方案生效的能力。一个健全的全球体系应该是包括减少不平等、儿童教育改善、城市改善、应对气候变化，以及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的健全医疗保健等议题。
而当下对恢复劳动权利、公平地资助学校、抑制碳生产、提供充足的城市住房和交通补贴、控制医疗质量和成本等层面仍缺乏政府意愿。SEE连列举问题都有疏漏，更别提解决这些核心的政治问题。
恢复公众的声音
SEE构建的社会问题源于技术性知识的匮乏而非权力失衡，对政治影响严重且深远。经济学家Albert Hirschman认为，在一个经历了动态变化的系统中，成员可以在系统中发挥他们的声音来影响其变化的轨迹，或者他们可以选择退出系统寻找另一个能更好的体系来满足他们需求，以换取对共同目标的忠诚。
SEE模式加速个人和集体退出公共领域转向私人部门解决社会问题的速度。因此，SEE也是拒绝通过采集公共声音或者创造亟需的社会力量来引导公共机构解决根本性的政治问题。
在民主社会中，社会变革需要国家与活跃的公民社会之间持续的互动。然而，SEE将公民社会重新定义为一种平行的私人机构，以规避国家和公民对其资源的要求。将弱势群体视为客户或消费者而非公民，这种方式破坏了公民参与的积极性，而这些公民在公共机构和民主进程中通常能利用自己的声音为SEE的意愿和需求发声。
所有公民都应享有真正的变革和平等权，这也是公共利益的诉求，只有当公民能够有效地发出他们的政治声音，并且参与到公共领域时这些诉求才能实现。对民主政府新自由主义的批评恰好为我们提供一个创造全新民主的机会——我们可以避开那些让人分心的事情，比如SEE，与我们的公民并肩参与到教育、组织和动员的活动，让公众声音重获权力。
Marshall Ganz, TamaraKay & Jason Spicer (2018) Social Enterprise Is Not Social Change, StanfordSocialInnovation ReviewSpring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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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谢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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